我的道教功課第五堂~扶乩

扶乩又寫作扶箕、持鸞，也稱降筆。

係用兩人或一人扶住一種架子，在預設的沙盤上寫出文字或圖形，並作出解釋。

凡道經的撰寫，與神仙的問答都常採取此法。

民間的參與則主要是占問吉凶，請神仙佛祖予以排憂解難。

扶乩曾經在全國各地都很興盛，目前則主要在台灣、香港等地的道觀中仍舊存在和活動，其它尚未進入道教系統的民間神廟、鸞堂，也有相當數目。

扶乩乃古代「天人交通」術的一種，又名「扶鸞」。

占卜的工具有乩架、乩筆、乩盤。

T字形的柳木架，用以懸著乩筆，乩盤則是供乩筆寫字的工具，盤中鋪砂，以見錐畫痕跡。

扶乩起於古代，明清時盛行於士大夫間，並盛行於現代某些民間道教團體。

扶乩起於民間請紫姑的活動，大約從南北朝起就已出現，而唐宋以後愈益興盛。

據南朝劉宋時人劉敬叔《異苑》卷五記載，當時有所謂紫姑神，相傳是人家小妾，被大老婆所嫉，經常派她幹臟活，因此在正月十五日激憤而死。

所以世人在每年的這一天，做成她的偶像，到廁所、豬欄邊去招她。

捉偶像的覺得沉重，便算是她降臨，設酒果供奉，那偶像便跳動不止。

又能夠用她來占問吉凶。請紫姑神便是扶乩的最初源頭。

不過從劉敬叔的記載看，當時並沒有用箕，只是用其偶像。

但至遲在唐朝，已經出現了用箕請紫姑的方式，到了宋代，就更普遍了，請神的日期也不固定於正月十五，而可以是任意的哪一天。

北宋的沈括、蘇軾等人，都記載了當時請紫姑的情形。

就關係到我們的研究而言，其中蘇東坡的記述最值得注意。

他說到，請神的辦法，是用草木做偶像，給她穿上衣服，手中插入筷子，派兩個小孩扶著，以筷子寫字，自道其來歷，並與人相酬答。

宋張世臣則更說到，當時的請紫姑，是用筷子插在筲箕中，在桌子上布灰，讓筷子在上面寫字。

這樣，從南朝的迎紫姑，發展到宋代，已經完全演變出扶箕的基本模式。

扶乩進入道教後，影響到道書的創作方式。

扶乩是甚麼時候進入道教的，具體年代已不可考。

但可以肯定，宋代已經有了用扶乩的辦法降下天篆或者編寫其它道門文字的。

蘇軾談到他自己在黃州（今湖北省黃崗）

汪若谷家中，獲紫姑所賜的篆字，筆勢奇妙，字不可識，神稱其為「天篆」，內容是《天蓬神咒》。

按天蓬咒南朝時即已流傳於道門中，陶宏景便曾經提及。

宋代，天蓬為四聖真君之一，朝野所熟悉。

從這一例中可以看到扶乩扶出道教秘文的情形。

同時，宋代的扶乩請神不局限於姑，而泛請各種神、鬼，其中也包括各路神仙。

南宋洪邁提到，有人在扶乩中供奉玉虛真人、太乙真人、南華真人等道教神仙。

神仙可以通過扶乩降臨，當然也就可以請他們當場啟示教化。

這樣就出現了用扶乩記述神仙教導，以至於創作道書，傳授道法。

比如，自宋以後，呂洞賓在道門和民間都有極大影響。

清代陳德榮《呂祖全書序》說（呂祖）「飛鸞演化，雖婦人小子，無不知其名號者」。

江夏的涵三宮乩壇，呂洞賓下降凡四十餘年，前後所演經典很多。

這部份材料，都被編入今本《呂祖全書》。

順便說一說，該《全書》中的大多數詩文、仙經，都是用扶乩方法創作的。

其它道書，也多有借扶乩造就。

現在香港地區仍然流傳的《呂祖無極寶懺》，便是扶乩所得。

扶乩設定壇場後，形式也日益規範化，引進了道教請聖的諸種方法和符咒。

一般乩壇有專門的乩盤，由一人或兩人手扶乩架，於沙盤上寫畫。

也有直接由乩手用筆寫在紙上或其它材料上。

大型的乩壇有扶乩和讀乩者，也有抄乩者，出現了分工。


方法有五種：

其一為天壇，空懸鐵筆，下放砂盤，請仙聖臨壇，鐵筆自動下降砂盤並寫出字來。

其二為法壇，須長齋不葷且具童貞體之男或女一人雙手扶著木筆，仙聖臨壇，即能感應地寫出字來。

其三為仙壇，只要食長素者二人共扶乩筆。

其四為神壇，二人只要誠心，亦能請神臨壇。

其五為鬼壇，任何人皆可以扶動，亦須二人。

依內容分，扶乩的基本類型有問疑、問藥、問道、詩詞酬唱等，也常有長短不一的道德說教。

扶乩原來的主要用意便是占問吉凶禍福。

經過發展之後，這一原初的功能仍然保留了下來。

舊時代讀書人往往借它問前程，甚至問試題。

當代參與扶乩的，問前程，問生意，問出門吉凶，問婚姻，都還佔有相當的數量。

這類乩文中有部分是談論社會氣運，預言歷史變化的。

古代不論，近代香港地區流傳的《諸葛武侯乩文》，就是在1930年代扶乩所得。

信之者認為它的不少預言已經應驗。不過此類預言，大多言辭恍惚，不易猜測。

他們與民間流傳的《推背圖》、《燒餅歌》等預言治亂的術數比較相似。

另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問藥。

民間的百姓，遇到疑難雜症，求醫無門，往往去問乩仙。

一般乩手都會口述一些簡單的藥方。

有時也會有人專門就醫藥問題與乩仙討論，所得也有匯編成冊的。

香港地區流傳著一本《醫道還元》，便是扶乩所得。

不過所說皆平平，沒有很深的理則，更談不上有甚麼創見。

在道教宮觀中的乩壇，經常有談道的乩文，乃至於整本的論道之書出現。

這些乩文或乩書，所談之道，內容又因所請亦即當事人所需而不同。

有談丹學之道的，也有泛說大道精義，或者論道德教化的。

明代江蘇人陸西星，曾稱有呂洞賓等仙人下降，予金丹大道，觀其記錄《三藏真詮》，正是一部扶乩的乩文匯集。當代的乩文有關談道的也很佔比例。至於某些好事者以扶乩為戲，與降壇的仙人乃至於人鬼、狐仙唱和為樂的，也有人在。 扶乩不單只為「天人交通」，張三丰解釋：「乩以度人覺世為功，故仙聖借其乩以默相天下。……仙聖有愛人之量，假乩筆而勸善懲惡者有之。

仙聖有救人之心，假乩筆而開方治病者有之。

若雲判斷禍福，求名利，求地理，皆方士所為，上界正神，察其奸計，未能有逃天罰者。」

乩壇有用毛筆作錐筆蘸墨寫在紙上者，筆畫超脫，非凡人所能為。

四字即為乩筆，善書者亦為歛手，而作乩手者不必能書，甚至不識字，亦奇事也。

目前的鸞堂以台灣為多，香港地區也有相當數量。

它們在社會上起著某種傳遞若幹道德教化的作用。

對於扶乩的神秘性，歷來記述的多，研究討論的少。

1940年代，許地山先生曾有《扶箕迷信底研究》一書出版，對其源流有過系統討論。

近代的學人，或者將之當成催眠術的一種，如《清稗類鈔》中就有這樣的說法。

而信之者則堅稱確有仙佛臨壇